什么才是真正的“逍遥”——《庄子逍遥游》解读

《庄子》求“道”的逻辑比《老子》更为彻底，庄子所追求的“境界”也不同于老子。庄子虽然也谈养生，但并没有将“久”作为目的，而是更为彻底的“顺其自然”。“久”只是“顺其自然”副产物。生也合乎道，死亦合乎道，才是真“逍遥”。

一、可说与不可说

在解读之前，先做一些准备工作，说一说哲学中的“可说与不可说”。

《老子》讲“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。”[1]，意思是“道”不可说，一旦说出来，失去了原来的本意。同样的思想，在西方哲学中也存在着。维特根斯坦的《逻辑哲学论》用了六章的篇幅说明可说的世界，第七章则只有一句话：“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，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”[2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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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有趣的是，维特根斯坦在写给出版商路德维希·冯·费克尔的信中甚至指出，《逻辑哲学论》这本著作由两部分组成：一部分是写出来的，一部分是没有写出来的。没有写出来的部分是最重要的，它涉及的是不可说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具有伦理的价值。[3]

语言的界限在什么地方？语言描述对象的目的是为了把不同的对象区分开来。当我们要描述一个神秘又包含一切的概念时，用于区分概念的语言就显现出“语言悖论”：把这个“神秘概念”与其他的概念区分开来的同时，实际上也切割了这个“神秘概念”无所不包的特性。这个“神秘概念”在道家就是“无”、“道”等终极概念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就是“终极真理”、“创世之神”等等。为了表达这类概念，我们只能通过语言形成包围圈，无限逼近它。这个“包围圈”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逻辑脚手架。

尽管认为“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。”，但老子在《老子》中却“字之曰道，吾强为之名曰大”。[4]老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阅读难度，提高了实践性，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：《老子》在逻辑上就有了些许瑕疵。比如：既提倡无为而无不为，却又说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”[5]，“使什伯人之器毋用；使民重死而远徙。”[6]其中的“使”字代表的是“为”还是“不为”呢？

庄子则更倾向学院思维，他似乎更在乎逻辑的融贯，不会为了照顾读者而犯《老子》一样的错误。因此，《庄子》一书就有了与维特根斯坦的《逻辑哲学论》相似的特征：全书的内容不是论证和说明庄子的观点，而是通过各种故事、寓言、驳斥，指向一个不可说的神秘概念，即“道”。

读《庄子》时，一定要牢记，文字中明确提到的任何观点，都是庄子最终想要反对的。而庄子所要表达的观点，在文字之外。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也持有同样的观点，他的说法是：“读者遇庄子于言象之外。”[7]

下面我们以“自我的第五层次”和“可说与不可说”两个观点为基础，对《逍遥游》和《齐物论》做简单分析。（关于自我的层次可参考：

二、对《庄子》逍遥游的理解

北冥有鱼，叫作“鲲”，鲲之大有几千里，变化成鸟，叫作“鹏”，鹏之背也有几千里。而蜩（蝉）与学鸠（一种小鸟）却嘲笑鲲鹏：动不动就飞几万里，远不如自己自在，在榆树之间想飞则飞，想停则停。随即庄子嘲笑蜩与学鸠：“蟪蛄不知春秋。”[8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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蟪蛄即寒蝉，一种春生夏死或夏生秋死的昆虫。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因此认为庄子是站在鲲鹏一边的呢？不然，蜩与学鸠见识短，不知世界之大，而鲲鹏知世界之大，却不如蜩与学鸠自在。倘若以“逍遥”作为判断标准，鲲鹏不及蜩与学鸠。但以常人在名利、地位、影响力方面的攀比心态来讲，蜩与学鸠当然是可悲的。庄子在这个寓言故事中，并不选边站，他只是以“攀比”的角度，用夸张的鲲鹏说明“攀比”行为自身与“见识短”是同样荒唐。而“鲲”的本意指的是鱼子、鱼苗[9]，这种反讽的手法所表达出来的都是否定的思想。

那些才智能胜任一官的职守，行为能够庇护一乡百姓的，德行能投合一个君王的心意的高人，在宋荣子看来就如“鲲鹏”看“蜩和学鸠”一样可笑。宋荣子德行高尚，“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。”[10]，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，然而庄子却说他“犹有未树也（还有没达到的境界）”。列子可以象神仙一样御风而行，庄子却说他“犹有所待者也（还要凭借风）”。[11]

但是，庄子没有说宋荣子“未树”的具体含义，也没明说“无所待”就是最终的“逍遥”。宋荣子的“未树”，列子的“无所待”的真正意义，都指向“大道”，是“不可说”的领域。假如庄子以“无所待”为真正的逍遥，那么“无所待”是否也是一种“所待”呢？因而，真正的“无所待”不可说，一旦说了就成了一种凭借，在逻辑上就形成了悖论。

而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之说，讲的是同样的道理，庄子并非提倡或赞赏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。而是用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指向一个不可言说的“实”。许由不接受尧的禅让，是因为“天下已治”为“实”，而接受尧的禅让不过是得其名（“名者，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？”[12]）。姑射山的神仙依靠神情专注，而使世间万物不受病害，年年五谷丰登（“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”[13]），也有其“实”，但神仙什么也没做，他或她有功吗？尧治理好天下的百姓，安定了海内的政局，到姑射山上，去拜见四位得道的高士，不禁怅然若失，忘记了自己居于治理天下的地位（“窅然丧其天下焉。”[14]），可见对尧而言，尚有比天下更重要的东西。

实际上，许由追求的“实”、神仙的“神凝”、让尧“窅然丧其天下”的东西都指向同一个不可言说的共同源头，即“道”。

而既不能盛水、也不能做瓢的“大瓠”，以及不成材、也不为工匠看中的臭椿树，在庄子眼里却又大用：大瓢可拴在腰间遨游江湖之上，臭椿树可置于乌有之乡遮阳纳凉。这两个故事也同样指向一个不可言说的观点：万物皆有其道，合乎道即逍遥。因“道”不可言说，“合乎道”也就同样不可言说，如此“逍遥”的真实含义就只能在文字之外。

《庄子》求“道”的逻辑比《老子》更为彻底，庄子所追求的“境界”也不同于老子。在庄子这里，虽然也谈养生，但并没有将“久”作为目的，而是更为彻底的“顺其自然”。“久”只是“顺其自然”副产物。生也合乎道，死亦合乎道，才是真“逍遥”。

庄子这种超然的人生态度，对社会发展而言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，却是中国文化基因中重要组成部分。后来东晋时期的田园诗人陶渊明（约365～427）深刻领悟了庄子“逍遥”的深意，写下了四句经典诗句：

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[15]

[1] 《老子》[M].梁海明译注.山西古籍出版社.1999:3.

[2] 维特根斯坦.《逻辑哲学论》[M].韩林合译.商务印书馆.2013:121.

[3] 代海强.《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神秘思想与的内在统一性》[D].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.2014.

[4] 《老子》[M].梁海明译注.山西古籍出版社.1999:44.

[5] 《老子》[M].梁海明译注.山西古籍出版社.1999:6.

[6] 《老子》[M].梁海明译注.山西古籍出版社.1999:120.

[7] 周雅杰.《王夫之研究》[D].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.2014:31.

[8] 《庄子》[M].云起译注.黄山书社.2005:1.

[9]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.《古代汉语词典》.商务印书馆.1998:919.

[10] 《庄子》[M].云起译注.黄山书社.2005:2.

[11] 《庄子》[M].云起译注.黄山书社.2005:2.

[12] 《庄子》[M].云起译注.黄山书社.2005:2.

[13] 《庄子》[M].云起译注.黄山书社.2005:3.

[14] 《庄子》[M].云起译注.黄山书社.2005:3.

[15] 陶渊明.《形影神三首神释》.古诗文网.